经过八十年代无可比拟的辉煌，九十年代无可奈何的彷徨，进入1999，文学期刊终
于不得不在强有力的市场面前作出应对，在新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纪实、生活、
时尚和实用期刊的重重围困下，文学期刊终于意识到了收复失地的紧迫性，纷纷推出新
版：小说、诗歌等“纯文学”作品数量减少，内容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社会、教育、
体育等等的随笔、杂文、言论、笔记、回忆、纪实等非虚构类、“跨文体”的文章大为
增加，此类文章在一些文学刊物中占了超过一半以上的比重。
    这些堪称惊人的变化，正如一些论者所说：文学淡出，文化凸显。人们不禁要问：
这还是文学刊物吗？而我们进一步想问的却是：是不是文学刊物就那么重要吗？把文学
夹在一大堆非文学的文字中间又怎么啦？《纽约时报》还大量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呢。
也许，我们过去把文学期刊做得纯而又纯的想法，本身就是期刊发展的一个误区。而现
在的改革，对于编刊人来说，很大程度上却是意在市场并非意在文学的，推动文学期刊
改革的潜意识其实来自“文学作品不好卖”这一共识。所以改刊，与其说是收复失地，
不如说是开拓疆域。问题的实质已经转换成了“到底是还俗还是继续媚雅，而如何走出
“要文学还是要生存”这样一个看似二元对立的尴尬处境，也正是文学期刊在1999年的
存在与虚无。
    那么，改革之后的文学期刊又怎么样呢？是更有市场更好卖了，还是更好地推动了
文学创作？还是让我们看看各刊的高招吧。
    四平八稳的《收获》在全国近百家文学期刊中，《收获》一直是读者、作者心目中
的龙头老大。这不仅是因其为德高望重的巴金所创并长期主编(实际上编务早已交到了下
一代李小林、萧元敏手上)，而且因为它高屋建瓴地把握文学流变和作品内质的独特眼光。
尤其是整个八十年代，《收获》同步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为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
首，所刊发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成就，并藉此为推动当代文学的
发展做出了独异的贡献。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收获》仍然风光独领，刊发了以余华的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
记》、李辉的《沧桑看云》等代表九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收获的作品。文学期刊普遍走衰
的时候，《收获》以其沉稳老到为人称道。但是近来却有些过于四平八稳了，以不变应
万变，看起来越来越像个没脾气的老师傅，借用莫言的小说题目“师傅越来越幽默”，
不知《收获》是否也想幽谁一默？
    文学天涯的《天涯》《天涯》像它的刊名一样，自韩少功、蒋子丹接手后，就把它
定位在文学边缘。封面上所标明的“作家立场”“民间语文”“文学”“研究与批评”
“艺术”五大板块，旗帜鲜明地打出了“边缘性期刊”的牌。其成功的编辑立场，使其
在短短的几年里便卓有成效地逼近了中国一流文化期刊，成为人文知识分子阅读期待中
的理想刊物之一。而新版《天涯》所以成功的重要之处，正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纯文
学的，那么，在改版运作之初，他们是否已经先在预感到了纯文学期刊日后的存在与虚
无之境呢？
    凸凸凹凹说《大家》《大家》出世，先声夺人。大开本，大制作，大师作封面，名
家任主持，网罗成名作家，推出当世精品，其刊名的英译更是直接标明“大师”，俨然
要成为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摇篮，在五年前已显衰靡之势的文学期刊市场搅起了
一场《大家》旋风。然而起步的定位似乎太高，一俟尘埃落定，即捉襟见肘。97年再鼓
雄风，设立十万元“大家·红河文学奖”，开中国文学奖额最高之先河。如果说当年的
首届获奖作品莫言的《丰乳肥臀》尚称差强人意，那么第二届无可奈何的分而发之，则
已见出其勉为其难。但是《大家》人似乎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99年别出新意，增设
“凸凹文本”，为跨文体写作大张其目，但就一、二期的刊出的作品看，却又作秀大于
作文，紧张多于舒展，难见“跨体”优势。而且阅读障碍远甚阅读快感，趋向实验而背
离生存，确实堪称“凸凹”。在《大家》的运作中，似乎更突出地体现着文学期刊的存
在与虚无。
    杂花生树在《花城》作为文学期刊中已成明日黄花的“四大名旦”之一，《花城》
的姿态，曾经是一种可敬的坚持。在今天的文学期刊之林中，它也许是惟一仍然抱定了
实验与先锋之柱的遗存，翘翘错薪，杂花生树，翻阅《花城》，常能翻出一种对文学实
验的八十年代的怀旧之感来，不能不让人敬佩编者的勇气。但在崇敬之余，我们却不得
不说出它在倡导实验中所表现出来的偏执与别扭，在《花城》上，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一
些不大对劲的实验作品。执一事之极，则易走向其反面，不知《花城》是否已有所觉察？
也许这又是文学期刊在另一向度上的存在与虚无？
    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也许比其它的文学期刊更迫切
地面对了生存问题，因为99年将是它吃“皇粮”的最后一年了，但它似乎并不紧张，除
了栏目设置上的小步调整之外，作为国刊的从容之姿不改。“文学依然神圣”，在《人
民文学》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存在，却并未见出虚无，也许正是它作为国刊的优势(包括
广告优势)所在。然后呢？
    不年轻的《青年文学》从起初的《小说季刊》，到今天的《青年文学》，作为一本
刊物，已经不算年轻。不再年轻的《青年文学》，今年的改革动作也较大，扩版、改刊，
划分虚构、写实、言论三大块板，分别名之以“小说姿态”、“人生写实”、“话语空
间”，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则仅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之所以如此设置，该刊的
理由是“对于什么是文学和文学作品，我们应该有所反思”。道理固然成立，但当我们
翻阅刊物时，却不能不说，他们是在文学的前提下努力寻找着市场卖点，可称用心良苦，
筚路蓝缕，又一种存在与虚无的样本？
    《北京文学》平稳过渡说《北京文学》平稳过渡，是因为它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变
化了模样(譬如前年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讨论，实际上早已越出了文学期刊的边界)；
今年只是再度加大了非虚构作品的篇幅而已。而其“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的
推出，也仅仅是作了一期选刊而已。是因为选刊更好卖吗？很显然，它也是在寻找新的
市场支点，无论是在文学之内还是在文学之外。
    作家们的《作家》、《上海文学》以及《山花》《作家》一直为作家们称道，《山
花》紧随而来，而《上海文学》在经过了海派野心与新市民小说的短暂摇摆之后，今番
又平稳回归。这三家重要的省刊，似乎都不为经费发愁(《作家》早有自己的肯掏腰包的
董事会、《山花》有贵州黄果树集团出资、《上海文学》则被《劳动报》“包”了起来)，
所以做起文学来，仍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也许正因为如此，却又显得平淡无奇了。
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文学是否应该更高？相反的问题是，作家们自己喜欢，便是文学
期刊的存在之旨么？
    其它的文学期刊《钟山》(又一本有人出钱的刊物)坐实小说；《小说家》放手小说
要“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结帐”，实际上成了一本文学史论杂志；《十月》、《当代》、
《中国作家》坚守现实与写实，相对好卖；《黄河》、《莽原》为“跨文体写作”张目
的同时，也向文化思想界插足；其它文学期刊，更多的又似乎只是在为生存发愁。文学
期刊怎么办？继续媚雅还是还俗？而这所谓的雅又是那一门子的雅？俗又是什么意义上
的俗？简单化的雅俗之分早就是一个误区，而文学期刊却一直徘徊其间，无论取向如何，
存在与虚无的问题却是一致的。
    问题又回到了我们出发的地方，但我却有了更深的疑问：文学一定要存在于或者更
准确地说必然要依赖于文学期刊吗？更直接更具体的问题则是：文学作品一定要发在文
学期刊上吗？我想，无论是文学之内的坚守，还是向文学的边缘拓展，在读者的阅读取
向日趋多元今天，在文化产品不得不面对市场的今天，这个问题也正是文学期刊的存在
与虚无的本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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