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商务印书馆就不能避开王云五这个人。
王云五（1888—l979）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却在青年时期即担任大学教授；他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又创制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他一生前后主持商务印书馆达四十年之久，使商务馆曾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抗战时期，他作为“社会贤达”参政，1946年起历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1954年他出任台湾“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至1964年退出政坛，辞去官职后，重新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在台湾，他有“博士之父”的誉称，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同时期指导的博士生也最多。从1955年到1964年，他一共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由此赢得了“博士之父”的雅号。而他自己到82岁那年才获得了生平第一个方帽子，即韩国建国大学赠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才算有了“文凭”。长期以来王云五饱受争议，他的政治立场和商业习气被人诟病，然而他在文化事业发展上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王云五，名之瑞，小名日祥， 14岁时改名云五，取“日下现五色祥云”之意，也正是日祥的意思。祖籍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
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爿小店。他把王云五送入私塾，只图多识几个字，为日后转习商务准备条件。14岁，父亲送他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学徒，一面到夜校补英文。17岁，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全书通读一遍了。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开始步入教育界。次年10月，他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骍)、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胡适曾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这位没有任何文凭的人竟当过大学者胡适的老师。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孙中山聘任为大总统府秘书。他将其对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张写信给教育总长蔡元培，没想到与他没有一面之缘的蔡先生竟邀他到教育部工作。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他上午在总统府办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3月教育部迁北京，他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又负责起草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
王云五对工作的忘我程度和工作能力都令人吃惊。他晚年在回忆当时翻译一篇中美合约的情况时写道：“我立即开始工作，从当日下午5时起，夜间仅睡2小时，迄次日午后3时，计实际工作22小时，而成稿二万六千字……”
“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想引入新血液，曾下决心聘请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的要职。胡适谢绝了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既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完全靠自学起家的王云五于是迈入了商务印书馆的大门。时在1922年，他35岁。
王云五初入商务即显示了其魄力和判断力。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一是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的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他所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又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为馆外特约编辑；二是创编各科丛书，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首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就是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的；三是将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
经过王云五一年的整顿，到1923年出版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从此，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大难题。王云五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可以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1929年，在王云五的主持下，《万有文库》开始陆续出版，创造了百年商务第二轮辉煌。这是他策划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共出版两集，第一集1010种，2000册，第二集700种，也是2000册。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旧中国影响很大。许多内地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突袭上海闸北，整个商务印书馆的基业，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日本人蓄意炸毁这家有一定规模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企业。
经此浩劫，王云五痛心疾首，一夜而成“白头翁”，这足可见其内心的焦虑和所承受的压力。他被迫解雇了3700多名员工。
当年8月1日，商务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这个口号表达了王云五和同仁当时的心愿。总馆、总厂复业后，新订雇用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
短短时间内，商务实现了全面复兴，而且再度开创了出版史上一个鼎盛的时代。
王云五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前后在商务工作了二十五年。他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的抱负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将近十六年，这是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另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他个人著述最为高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对自己的过去多有总结，其中比较重要的专著有：《岫庐八十自述》（1967年）、《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73年）、《岫庐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这些专著内容涉及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
自从1963年12月辞去官职后，他便进入了个人撰写论著的高峰期，出版个人著作20多种，文章近百篇，其中100万字以上的著作5部。如七册《中国政治思想史》、六册《中国教育思想史》，尤可称为巨作。即使到了晚年，王云五仍旧著述不已。在80岁生日时，他出版了一部120万字的《岫庐八十自述》。在他90岁生日时，又令人惊奇地推出了一部50万字的回忆录《岫庐最后十年》。除撰写学术著作和回忆录外，他也喜欢作诗填词，作为一种休息。
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所创行的各种文库就是以最低廉的价钱而使青年有机会博览群书。他曾说：“我以前没有钱买书看，我希望现在好学的青年，能够享受到随意读书的快乐。”
王云五一生俭朴，定居台湾后，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里。日常饮食不喜铺张奢靡，只粗茶淡饭而已。衣着以棉布为主，一件长袍，一双布履，已成了他的标记。
王云五年逾九旬高龄时，精神仍健旺如二十年前，虽记忆力稍差，但头脑清晰，分析力倍增，牙齿好，消化力强。谈到他的养生经：一是“勤用脑多走路”，他的起居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夜3时即起床写作，勤于思考完成了许多创造性思想的不朽事业，每写作50分钟，即绕着书房走10分钟，自认不出门走10里，走出了健康与智慧。一是接近大自然吸收太阳、空气、水，自然界的三宝，增进身体的能量与健康。他的“饮光”锻炼术不仅在一些国民党元老之间流行，有趣的是，已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保健师的劝告，在克里米亚疗养地试行此术。他的秘书回忆道：“增加了这个神秘的内容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他（勃列日涅夫）变得步履轻快，因吸烟而困扰着他的肺气肿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个善于持之以恒的人……”假如他坚持下去，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声明：以上是我摘录的有关王云五的资料，并且只摘取文化活动部分。
王云五这个人，我最早是从家里一本老四角号码字典上看到他名字的。我很小就会使用四角号码来查字，非常快。我是自学的，觉得学起来不难，用起来方便。后来我曾涉足一本大型资料书的校对和审改。因为要查对大量的古籍资料，省图书馆可用于查找的几种大型工具书正好就是采用四角号码的。这使我如鱼得水。
我母亲使用四角号码字典是高手，我们这些孩子做过这种试验，我们每报一个汉字，字音刚落，她就把号码报出来了。母亲在师范工作时，有位同事觉得好奇，想学，她就教给他了。这位同事前两年突然升调到我父亲的单位当了一把手，上任之初就来家里看望我父母亲。我想，这可能和四角号码有点关系。受人点水之恩而不忘，是位君子。
我一度当过老师，自作主张，第一节课就是教学生使用四角号码字典，因为用起来快，学生就不怕翻字典了。教育主要是让学生掌握自学的能力。
能麻利地使用四角号码字典我得感谢王云五先生。虽然王云五过去为蒋介石打过工，挨过很多人的骂。但是四角号码还是有用的，周恩来总理就为这件事说过公道话，把四角号码这个东西保留下来了。现在书店还有四角号码字典卖，只是知道它好处的人不多，至于知道它是王云五先生创造的那就更少了。
王云五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功臣，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的一个优秀的品牌，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买书的人只要一看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眼都不眨就放心买下了，决不会怀疑它里面含有“三聚氰胺”什么的。
我的祖父曾经很自豪地告诉过我们一件事，年轻时他赚过商务印书馆的特别奖。商务印书馆夸口它印的书错字率很低，发出启事：谁找出错字，每个字奖励一元大洋。一元大洋可以买不少东西。祖父不缺大洋，但这个启事很有刺激性。他先后几次总共找出过几个错字，商务印书馆非常感谢，马上兑现沉甸甸的大洋。祖父几十年来一直津津乐道这事。顺便说一下，祖父读过十三经，一肚子学问，银行的同事称他为活字典。
祖父带着他的满腹学问在一九七三年的寒夜去世了。
我的父母亲在今年盛暑七月也携手西去，知道四角号码的又少了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