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五十六岁 沸腾的大锅
Those dark personal feelings mingled with criticism burst out like the
sewage breaking out while the drainage is suddenly busted.It might spout
very high,as if it were eruptive fountain.
在朋友间流传的戴西落难的故事里，她的苦难好像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或
者是我们习惯地这样想，在我自己的印象里，1966年以前全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那些好
日子，直到1966年的夏天，才像水龙头一样被关上了，像一个魔法时刻。等到此刻，我
在戴西临终前，在中正的帮助下整理她的年表时，才发现事实远不是这样。
事实是，五十年代是一口在柴火上被烧着的大铁锅，锅里的水早已被慢慢加热，从
温凉变得烫手，只是大多数人浑然不觉。直到1966年的沸腾，变得不可收拾了，才让人
大吃一惊。
在戴西身上开始的，要早得多，人们对他人的仇视和虐待在戴西的经历里，早已开
始热身，到“四清”运动开始时，已接近疯狂。
按说，在1963，年五十五岁的戴西，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当地从农场被调回办
公室，把她放在打字员的位置上，她以为这就是退休的前兆了。可是事情并不这样，过
了不久，她又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
她开始是希望退休的，这样可以离开每日对戴西来说已经身心交瘁的“上班”。可
当党支部书记告诉她马上去业余大学报到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只有服从这一条路可以走。
于是她去了业余大学。
她一定也想过怠工的，所以她强调了自己从来没教过书的事实。于是她先被安排到
李老师的班上去听课，向李老师学习教学方法。然后，戴西想要好好地教书，于是她小
心地吸取了李老师的优点，又加上了自己的长处，还运用了早年学习的心理学知识。这
样的教学法很快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可是戴西马上就发现李老师对她的痛恨，特别是他
班上的学生开始越班来听她的课以后，她意识到，那是一个老师对另一个同科老师的嫉
妒。可没有在意。
“四清”运动开始时，首先因为戴西大夫的问题，她成了靶子。从北京来的“四清”
工作组来到业余大学以后，第一个就选中了戴西。他们刚开始一点不了解戴西，于是，
工作组利用了戴西丈夫的判决书。他们认定戴西是吴毓骧后面的指使人，男人死了，戴
西却因此得到解脱。
不久，我意识到他们深感兴奋的是，他们想要我交代我自己的罪。每个下午，我们
系里的两个老师，其中一个是党员，一个还不是，就会把我叫到一间小房间里去，连着
几小时对我严加盘问，就像拿我做BBQ 的烤肉。他们告诉我一定要好好交代一切，然后，
到傍晚时，我就得把我说的都一一写下来，第二天带着去上班。他们总是要我承认那些
我从来没做过的事，要是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就说我抗拒交代。这样的情形一天又一天
地过去，有一天我不得不去看医生了。医生认为我已经精神过劳，他很同情我，于是给
了我一些药。我吃了他的药，发现自己在下午审讯的时候居然也昏昏欲睡。而后，我再
也得不到那些镇静剂了！在晚上时，老师们开会讨论怎么使运动进行下去，我不能去开
会，因为很可能他们要讨论到怎么对付我，我被送到小房间里关着，等会议结束以后，
我才能回家。有一天，我在小房间里等到很晚，一直没人来通知我回家，原来他们都早
开完会回家了，只是忘记我还在小房间里等着！
我晚上回家，就用我的打字机把交代打出来，准备明天上班的时候去交。有时候我
真的想反抗，我不想再写了，但是中正总是说：妈咪，你还是要写的，去写完吧。于是
我就咬紧牙，写啊写。中正总是帮助我的，就像从前我劳动打石头的时候，他来帮我把
我搬不动的大石头先砸碎。
由于有了戴西这块靶子，“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在业余大学展开，全校都停了课，
每天各系老师们都要在一起开长会，每个老师都要发言批判戴西的罪行，哪怕是从来不
认识戴西的老师，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说些什么。要是不说，就会被认为是和戴西一伙的。
于是，所有的人都找出话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对那个时代的人用通常的德行尺度来
衡量，那让人感觉残酷。因为在压力下，绝大多数人都力图自保，然后才能想到尽量不
伤害别人。那些老师，绝大多数也是这样软弱的人。然而，对这样的软弱，今天人们表
现出来的谅解，其实深深地污染了后人的心灵，也污染了德行的尺度。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只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清白这样做，还有的人，是出于落井下
石的快感享受和对自己平时无法伸张的私心的满足，而攻击戴西。那个曾被戴西抢去学
生的英文老师，他每次都发言，每次都能把一件件小事演绎成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大事，
惊心动魄而且栩栩如生，将批判会推向吸引人的高潮。一个人对他人的妒忌心最好的解
脱办法，就是将对手推进无法还手的失败境地，使其再没有机会与自己抗衡。
于是我们知道了，一些在批判会上慷慨激昂的脸后面的私心，也许可以化为群众的
革命运动中的极大动力。
那些阴暗的私人感情夹杂在批判中迸发出来，像在管道里默默流淌的污水，在限制
它的管道突然爆裂时，会喷得很高，简直就像一眼喷泉。
一次，学校召开了百人大会，那是一个为了谴责我的罪行而开的大会。我坐在大家
的面前，人们在我面前站起来发言。他们谴责我的那些事是那么充满了想象力，以至于
我开始想要听他们说的了。
有一个人说的事甚至让我觉得想要笑出来。一个女老师说，从前我到永安公司买东
西的时候，我总是直接就上五楼的办公室去，那些售货小姐会把我想要买的东西带上来，
那些东西都被放在一个个托盘里，她们端着托盘依次走过我的面前，我靠在皮沙发上，
一只手拿香烟，一只手端一杯茶，要是我看中什么，就点一点，她们就把那东西留下来。
而我从来就不付钱。
我想我这是在听阿拉伯故事了，这哪里是在我的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可在那时，有多少这样的事发生。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这时我明白过来，人的妒忌心有时因为是同行，有时是因为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
在一个人不可能是郭家漂亮的小姐，但他对那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心存向往，常常在不
肯启齿的向往和异想天开的想象里，会夹着嫉妒的怨愤。常常心头这些难言之隐导致了
激烈的虐待，它们利用了一场堂而皇之的政治运动，而所有的一切，其实只是因为自己
不能像被虐待的人那样拥有。
有时，貌似纯洁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非常脏的个人背景。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要夹起尾巴做人，尽量不要得罪任何人。那些教导
过我的人，常常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苦的人，现在回想他们长相不同的脸，我
发现他们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种非常谦恭的表情。但要是仔细看他们，会发现他们那恭顺
的神情，全是百宝箱的盖子。此刻我渐渐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懂得了对别人任何不经意
的冒犯，包括自己天分上的长处，都会在某种时刻成为杀身之祸。他们所跋涉的世事，
常常是崇高与卑鄙泥沙惧下的。
而戴西经受这一切的时候，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两年时间。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戴西又开始了她清洗女厕所的工作。在许多共产
党女干部的回忆录里，她们也写到了自己被迫清洗厕所的往事，带着被侮辱的愤怒。戴
西非常理解这种愤怒，她以为，清洗厕所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们将你与
厕所联系在一起，与臭的、脏的联系在一起，井强迫你去做，这才是对人的侮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戴西一度离开资本家的连队，与靠边的女干部们一起劳动。
她还是必须每天把盛满粪水的木头马桶，从女宿舍里端出去倒掉，并清洗干净。虽然大
家都不是得意的人，女干部的地位与戴西还是有微妙的不同。那时戴西已经独自端不动
沉重的马桶了。于是，每天有一个女干部帮她一起把马桶抬到粪坑边上，别的事，由戴
西一个人完成。许多女干部也曾是“四清”工作组的一员，只是那时，她们是迫使别人
情洗厕所的人。
我不知道当一个女干部看到戴西那样熟练地刷洗马桶，她会不会想到为什么戴西会
熟练如此？
八十年代以后，戴西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经历成为海外的传奇，外国的新闻记者找
到戴西，这时，戴西已经是一个独自住在一条上海安静大弄堂里的白发老人，与邻居合
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但仍旧保持着明亮的眼光。
香港记者前来采访，回去以后，报道说，上海的郭家小姐住在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
里，无法自己养活自己，靠海外的亲友资助。戴西为此非常愤怒，她说自己过去的确有
一栋房子，现在虽然只有一间房间，但绝不只几平米。自己虽然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首
饰，美金和金条也早已经没有了，但自己从来不靠美国的亲友帮助。“文化大革命”以
后政府偿还了一部分家产，她照着吴家的规矩，为静姝、中正和自己各留了一份。那时
中正已经在美国生活，于是她把中正的一·份存在外汇银行里。他说：“记者总是最大
的说谎者。”
英国BBC电视小组来到上海访问戴西，他们要求戴西领他们去拍摄利西路的郭宅，
那处带着大花园的大房子。戴西领他们去了。他们问到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
大概可以折合多少英镑。戴西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那么清
楚。于是，戴西说：“我不愿意告诉你们。”事后，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
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回答了正确的数字，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他们会觉得无法
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房子租金的便宜程度。但是，BBC却认为是几十年生活在
红色恐怖中，郭家小姐已经吓破了胆。
美国著名的新闻节目“六十分钟”主持人华莱士来到中国，他是全世界权威的新闻
节目主持人，采访了许多世界重要人物。在北京，他成功地采访了邓小平。然后他来到
上海，要采访戴西，这时，戴西久经磨难的经历在海外被许多人传说。华莱士希望戴西
能亲口说自己在中国大陆经受的磨难，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不能想象的。戴西
接受了华莱士的采访。可没谈多久，戴西就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她拒绝回答华莱士提出
的任何关于自己吃苦经历的问题。结果，他们不欢而散。
戴西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
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从此，戴西对外国的媒体抱着警惕和审视的态度，她认为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自尊。
而这时，一些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年轻人，去到美国，发表了关于中国生活的小说，
书里常常把中国的生活描写得一团漆黑，全然没有了人性，甚至真的人吃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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