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公寓

   张爱玲的家，是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十字路口，那栋老公寓，被刷成了女人定妆粉的
那种肉色，竖立在上海闹市中的不蓝的晴天下面。我远远地骑了一辆自行车，在一棵一
棵又大又老、枝上在春夏时分生着绿色刺毛虫的法国梧桐下向它去的时候，想起来的是
我妈妈给我的一个黄铜的好莱坞粉盒，那是过期了几十年的好东西，有时候我打开来看
看里面没有用完的粉，就是这种颜色的。那盒粉再也不能用了，可是也舍不得丢了它，
那里的一面老镜子，水银定得那么好，就像那个时代一样考究而微微发黄。
    我站在她曾经用过的浴室里，看着那里的老浴缸，看到那上面的老热水龙头H字样，
还有四周墙上贴着的瓷砖，那里龟裂着细小的裂纹。我打开水龙头，“嗡……赫赫赫”，
一样的轰隆轰隆而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她在她的文章里写到的特别多心、特别复
杂的热水管系统，隔了五十年的沧桑巨变，发出来的声音。那些被深藏在墙壁里面的老
管子们，已经有五十年没有流出过一滴热水了，可一直到现在，还不时发出“嗡……赫
赫赫”的响声，震动了整个楼房。
    张爱玲说它是一种空洞而凄怆的声音。
    过了五十年以后，我听着，仿佛死尸还魂的诡奇而顽强，像是要喷薄而出。
    从浴室到了张爱玲从前住过的客厅，当年胡兰成到这间客厅里来的时候，曾被它的
一种华丽而不羁的气概而慑住，被他称为一种兵气。现在它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了一间
小小的储藏间兼饭间，和一间一家三口的卧室。从前，张爱玲是在这里爱上了胡兰成。
    外面就是他们的恋爱和结婚以后总盘桓的大阳台，他们在阳台上看过上海黄昏时的
红尘霭霭，看到西边天上有一道云缭处，清森遥远。那时候，是日本人在上海的时候，
胡兰成为日本人做事。那一个夏天的黄昏，他们说到了时局要翻，来日大难，像汉乐府
里说的那样：“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
    那时候，她走进房里去给他倒茶，倒了茶，拿出来。他上去接，她的腰身一侧，喜
气洋洋地看着他的脸，眼睛里都是笑。
    现在，张爱玲有爱的笑在哪里了呢？人是早早就仳离，果然，大难来的时候，为了
自己的命，胡兰成不要张爱玲了。多少年以后，有人在纽约看到张爱玲，是一个在街上
沉默着走过少有笑容的老妇人。有谁知道，如今她在纽约的家，是否也有一个大楼高处
的、似有兵气的客厅？
    我站在阳台的一角，看着那长长的、还是老的铸铁扶栏，那是张爱玲从前说着什么
的地方吗？
    有一个老太太在阳台上陪着我，她在张爱玲的时代是个年轻的牙医生，也爱看《流
言》。我和这个娟秀的老太太，中间隔了一九四九年解放，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六○
年毛主席说以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打倒
“四人帮”，一九九二年经济起飞，这么多这么多，说着张爱玲的小说。
    “蛮好看的。”她说。
    “蛮好看的。”我说。
    我到这楼上来访张宅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也是正对着大门的电梯。我一下子想
起来的，是张爱玲时代的那个对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都是一本清账的电梯司机。天热的
时候，任凭人家将铃揿得震天响，他也要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烫得溜平的仿绸小褂，
才出来。
    走进去，我看到了一个纹了两条蓝细蛾眉的女人，在电梯里的木凳子上精明不可欺
地看定我。
    我说：“六楼。”
    她不响，卡拉拉地拉上电梯的铁栅栏门，那是老式的德国电梯，地上的铁，被多少
年的人的鞋底子，磨得雪亮。像张爱玲当时形容的一样，人字图案的栅栏外面，一重重
电梯井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如今衬着那交替的
黑暗，我看到的，是这女人梳得整整齐齐的市井发式。
    到了六楼，我敲开胡兰成书上说的那个门牌，把我的来意说了，我感到那电梯里的
女人在听，隔着打开的电梯门，雪亮的电梯灯将她的端坐的影子长长地拖过来，像是在
垂帘听政一般。
    过了一下，她在里面沉着他说：
    “你错了。”
    她出来，看了我的证件，要我仔细地陈述了找张宅的理由，然后说：“那个门牌错
了，是对门的一家。”
    对门的一家是张家的亲戚。
    我大喜，问：
    “什么亲戚？”
    她说：
    “你自己敲门进去问，我们不好随便说的，”
    她代我敲开了门，说明了来意。看到老太太接待我了，她才下楼。我听到我身后的
电梯栅栏“哗啦”的一声响。
    下去的时候，老太太和老先生送我到电梯口，老先生点给我看电梯的牌子，“奥斯
丁，现在也是好牌子。”老先生说。
    所以，再次看到电梯女人，我好像气也壮了好多一样。
    我们看着那老旧的棕色的红棕色的黑暗，一路下去，那时候，我知道时光不再，就
像楼上的客厅和大厨房已经改了几十年了一样。一家住户把大厨房改充房间，一家人从
阿小她们那样的佣人楼梯上下，张爱玲时代的风气早没有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她似曾相
识。
    她说：
    “老是有人来问张爱玲张爱玲什么的，他们都找错了，那些台湾人什么的，还在错
了的地方看，拍照片，像真的一样。我都没有告诉他们。”
    “为什么？”
    “要看人家自己愿不愿意告诉你，老太太要你进去，我才能说。人家家里的事情，
我们不好随便说的。”
    “哗啦”一声，底楼就到了。
    在底楼的小门厅里，我看到了一排旧信箱，小小的，隔着一些自行车，我看到它们
落满了发白的灰尘。现在，从南京来的，胡兰成的信，再也不会在这里面的某一个信箱
了。
    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了张爱玲写过的那家电车场。它还在那里，下午的时候，有公
共汽车进场，可是现在不用她的时代的电车铃了，汽车一扭一扭地到了它的那一长条地
方，那地上流着黄黑的污油，然后扑的一声放掉气，好像放了一个又大又臭的臭屁。
    路边也有一辆车子停了，像张爱玲五十年前在上海的这条路上看到过的一样。那时
候，这民国女子说，它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现在我骑着一辆旧车路过
它的身边，看着它，想起了一条死得绝绝的、发着水和肉的腥气的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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